学术论文
来自于多个来源的关于全球化各个方面的较久的、经分析的和深思熟虑的文章都存档在这里
《求是》,2009年7月
反全球化运动的出现,使对标榜公正与平等、繁荣与富足的全球化的一个极大贬讽,它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反全球化的实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第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缺乏基本的公正性,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第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第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性,并冲击和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安全。各种探寻和求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从理论上提供了对当今全球化治理的多种路径。
《中国经济》,2009年
对中国来讲,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份。对有些人而言,还可能是刻骨铭心的年份。年初冰雪灾害,然后是汶川大地震,随后迎来北京奥运会,还有两岸正式大三通等等。
从人类历史角度思考去年种种非常特殊的历史事件,我认为,历史学家会给予2008年一个非常特殊的评价——极不平凡的一个年度。在这一年里全球发生多起重大而罕见的事情,向我们透漏了这是一个“巨变时代”的来临。所谓“巨变”,是指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出现剧烈变动。通常出现的是一种渐进式演化,而在“巨变时代”,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或非常熟悉的历史坐标,很可能会在很短时内消逝;或是有些历史大趋势我们认为是无可逆转或势不可挡的,很可能就会出现转折。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8年
在次贷危机的酝酿和爆发过程中, 存在着如下的产品创新和市场风险转移链条: 低信用者→房贷公司和商业银行, 其间产生了次级住房贷款 subprime; 房贷公司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 其间产生了住房按揭抵押债券 MBS; 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 其间产生了担保债务凭证 CDOs; 投资银行→市场投资者, 其间产生了 CDS、ABX 等衍生品。这一创新链条中蕴含着次贷危机的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次贷产品创新的高杠杆化。二是次贷衍生产品的利益链条出现了闭合。三是监管机构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上述几个特点使次贷危机的风险具有广泛的扩散性, 即: 原本属于银行的信用违约风险通过产品创新和杠杆化不断演化为资本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的风险; 原本属于美元市场的信用风险通过持有者的全球分布演化成欧元等其他币种市场的风险, 并迅速扩大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实际上, 次贷危机的真正实质其实是资本信用危机, 或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信用危机。美国政府对"两房"和 AIG 的接管, 以及动用政府信用直接干预市场走势甚至直接投资救市, 就是最好的证明。
《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
在WTO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J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d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协议相对有效地调节了与贸易和知识产权相关的外资管辖权、投资者待遇、国际投资争端等众多敏感问题。但是,上述协议涵盖的范围有限,在执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离综合性的、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还有一段距离,而且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WTO能担当起制定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协议的重任吗?
《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
冷战后,尽管国际形势整体趋向缓和,国际合作也不断扩展和加强,但武装冲突仍然是人类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冲突频率增加,冲突主体增多,中小规模冲突占据主导地位,并更加集中分布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地区和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多数冲突的动因与政权、民族或宗教因素有密切关联,带有分离主义或反恐色彩的武装冲突明显增多,冲突的根源复杂而深远。全球武装冲突表现出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既是世界政治内在逻辑的具体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世界政治的不断演进。
《河北法学》,2008年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知名人士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Eminent Persons),2008-6-3
该报告阐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未来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机遇。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1
贸易不应该为收入不平等负责,但它是若干导致失业因素中的一个
《河北法学》,2008
在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背后,还在更深的层面上隐含着另一个把全球化的趋势视作是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共同理论预设。基于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的视角,这一理论预设在根本上掩盖了全球化作为一种特定的主观之物或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建构之物的可能性,也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全球化或“法律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有关“全球化”性质和方向的“话语争斗”;基于中国与全球化关系框架来看,在这一理论预设下无论是顺应之策还是拒绝之策,都具有一种完全丢失中国自身立场或视界的被动特征,而完全意识不到作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成员——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可能性。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
作者试图论证,天下观点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它意味着一种
中国式的兼容普遍主义,这是比温特所谓的西方政治的“三种文化”更有潜力解决冲突问题的“第四种文化”。与此相关,以关系为分析单位的中国存在论为兼容普遍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河北法学》,2008
本文作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中核心部分的导论,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背景性阐发的基础上,确立了全文的分析框架及参照依据,并概要性地说明了相关理论问题的建构以及具体的论证步骤。全文通过阐明当下的“全球化”实为一种可争辩的过程,从而开放出全球化的话语斗争维度以及中国或中国法学参与并型塑全球化的可能性,进而主张应当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为思想根据、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为分析框架、根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就当下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进行积极的反思和重构。
中信出版社,2008
虽然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我们都说那标志着中国正式重归世界舞台,但实际上在过去几百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离开过世界。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时当然没有“全球化”这个说法或这个理念,但不管怎样,从那以后甚至在海禁期间中国也没断开过与世界的联系,只是在诸如海禁、文革这样的年代里与海外的联系是偷偷地非法地进行。那么,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它跟以前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又有什么区别?当我们受惠于国际贸易之时,是否真正理解这一切的背后所依赖的世界秩序呢?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究竟选择何种国际战略,去追求“单极”还是“多极” 国际秩序?哪种秩序对中国经济最有利?
,2007年
中国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必然是一个文化转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国力国势上升时,费孝通先生讲的文化自觉,正是加强这个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选择的自主地位。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知识精英有过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今天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的文化自觉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有一个更长的历史眼光,不仅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也要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中国现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构建的,它必然是以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作为构建的资源。21世纪构建的中国的现代性将必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明。
皮尤“互联网与美国人生活”项目(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2007-7
中国网民人数的大爆炸对全球互联网及美国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
美国政府审计署(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2007-5
改变资金分配结构和资格条件有助于促进国家提高福利和服务的能力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07-5
任何一个想降低整体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国家,都可能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规模的移民
岭南大讲坛,2007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谈一谈国际化国际格局与中国发展这么一个大题目。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时代,我们整个改革开放都是要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今天的报告主要也是围绕着全球化、国际格局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等这三个主题来谈。
《天涯》,2007
前两天在和东北师大老师的交谈中,一位老师告诉了我一个情况:有一个新生到东北师大来报到,在长春的街上转了一圈后,回去对老师说,这个城市怎么看上去兵荒马乱的!这个事情对我很有触动,假如我们到纽约去,到上海去,到东京去,我们多半会感到那个学生所说的兵荒马乱的景象。这是我们的时代创造的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慌慌张张地来回奔跑,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发自己的全部时空,每一个人都在非常紧张的生活方式之中度过他全部的生命。而这种紧张所应当具有的意义实际却并不清楚。比如说一个重要的学者沙森(SaskiaSassen),他写过一本书《全球城市(TheGlobalCity)》,就是讲全球化导致全球性的城市的出现。换而言之,所谓大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已经具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同质化倾向不仅是我们现在满眼看到的钢筋水泥的高楼,而更在于以这种城市为核心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功能。比如它是金融运转的中心、信息交汇的中心、货物集散的中心,乃至于它是创造生活典范的中心,这种典范波及到中城市、小城市,然后影响到乡村。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工进城,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成为一个可传播的符号系统,被来往的人口带到四面八方去。不只是在中国是这个情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情况更突出。所以说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生活特质正在被逐渐消减掉。长春的兵荒马乱其实只是上海的兵荒马乱的一个缩影,上海的兵荒马乱是纽约兵荒马乱的一个延续。美国有些学者到了上海之后,回到美国经常问我一句话,上海和美国还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还有一点,但是大的区别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生活意义的反思,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法学》,2007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6年春/夏
该文探讨了过去两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诸多灾难,其中包括一些未被报道的灾难
皮尤宗教和公共生活论坛(The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2006-8
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宗教大声叫嚷着,谁才能提供通向快乐来世的最佳路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们应该先对文化比较作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这就是把比较与可比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看看什么是比较的前提和可能性条件,为什么要比,比是要比出个什么名堂来,什么是可比的,什么是不可比的。在座的同学们大多是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专业的,许多同学也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感兴趣。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一直是一个定义模糊、常常处在危机状态的学科,虽然世界上各个主要大学都有比较文学系,但好像谁也说不清楚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不过虽然如此,比较文学却仍然方兴未艾,应该说是一门显学,这说明它自有它的存在理由,这个理由或许在今天仍然难以说得明明白白,但它作为需要、作为兴趣领域,仍然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比较文化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热门话题,由此可以一直上溯到五四和晚清,可以说是跟现代性问题一道困扰现代中国人的一个基本问题。今天,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和冲击,更把这个问题推到一种紧迫的地步。
《全球化与知识生产》,2006
近年来,政府及学界领导阶层,针对整个学术界积极设立各种规章,加强各类学术评鉴的制度(包括升等及续聘制度、学术刊物的审查评等制度、大学评鉴制度等等),进一步加上国际化、英语化等要求,并且将资源分配、个人奖惩、校系「退场机制」等办法,与评鉴结果直接挂钩。由于这些新制度的设计受到偏见、成见和浅见的影响,往往无视学门之间应有的差异、忽视国内学术生态的具体状况、更漠视学术发展本身的内在需求与外在条件,各类学术评鉴制度业已引起了学界强烈的反弹。尤其是新进年轻学者,因为只能接受而不能参与制订评量办法,又面对常聘权的生存压力,而若是身处理工科居优势的机构和大学中,人文社会学科往往还得遵照理工科的评量方法接受检验(如专书不受重视、国外期刊论文才是发表常态,等),受聘伊始就被迫接受游戏规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也只有忍气吞声,逐渐在资浅教师以及研究人员之间,形成了一股很不健康的心态和气氛。我们觉得,为了国内学术的正常发展,也为了协助学术工作者争取公平、健康的工作环境与条件,学界有必要进一步将学术评鉴问题化为公共讨论,让学术工作者有机会发表意见和参与决策。这是我们筹办这次讨论会的基本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次会议的抛砖引玉,讨论得以更为扩大,接下来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沟通论辩,逐渐形成学界更为细致的共识。台湾社会既然声称已经进入民主时代,学界便更有责任,要能够持续深化民主的落实。学术评鉴的各种机制,不能再由少数学术行政领导人凭一己的观点主导决定,而是必须接受学术社群的公开讨论。
《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
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恒久的特征。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它能够与其他文化相区别时才能被辨识,也才能有现实的存在。一方面,相应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文化的起源和演化不可能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人类需要结构的差异性和欲望理想的丰富性,也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我们有无数的视角和理由论证文化的多样性,以至于经济学家斯蒂芬•玛格林断言:“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1)也许如此。然而,在以文化产业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化时代,这个似乎自明的问题变得隐晦起来了。新生还是消逝,多样性面临抉择。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
本文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对当代西方比较有影响的几种新国家主权理论,特别是全球治理理论,做了较为详细的评析,最后着重就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和民族国家的地位做出了若干结论,并就我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3年8月
作者概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在坎昆避免一败涂地所需要的的政策
《世界哲学》,2003年
就理论可能性而言,帝国可以只是个文化/政治制度,而不一定是个强权国家实体。古代伟大帝国的兴衰留下了神话般的历史故事,是耽于梦想的人的永远梦想。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终结了古代模式的“伟大帝国”,使之成为并仅仅成为社会记忆,以至于人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去理解现实、过去乃至未来。其实,帝国体系曾经长时间地作为自然生成的社会制度而存在,民族/国家却只不过是现代的产物。现代不仅结束了传奇的帝国古代传统,而且挫败了各种理想和乌托邦,除了技术和经济,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事业能够在现代获得神话般的成功。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
本文首先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的定义、基本内容、评价标准、重要范畴和各种代表性观点,然后着重分析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源起、产生原因、正反两方面的童话及其发展前景。在综合评述各种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对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理
论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结论。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科技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一体化。在这种趋势下,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 (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将和经济、科技一样逐渐一体化,也就是说逐渐“趋同”呢?这类文化有没有可能,或者有没有必要持续多元发展?
《哲学研究》,2000
有人把全球化视为陷井,有人则把它看作福音;有人把全球化看作是纯粹的经济过程,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这些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各自的佐证,因而,这样的争论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人类的经济生活,而且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都在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不仅在改变人类的经济发展进程,也在改变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本文将通过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来探讨它对人类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信息与传播技术(ICT)如何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企业
